图片说明：千百年来，甘南的农民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地耕耘着

一、正在流失的辉煌

    甘肃人常把自己的家乡称为中国大陆的中心，但这仅仅是地域上的概念。这个曾被比喻为“三里不同地，十里不同天”的狭长省份，几百年来一直是中国最贫困、最落后的地区之一。
　　甘肃曾有着它光彩照人的历史。它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曾是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马可·波罗探险游历的必经之地。丝绸之路在甘肃省东西蜿蜓1600余公里，沿途撒满了璀璨的历史珍宝：甘肃彩陶、居延汉简、长城烽燧、嘉峪雄关、敦煌壁画、西夏文碑、麦积泥塑、拉卜楞寺等，数不胜数，令人神往。

图片说明：十年前的兰州市黄河大桥

    然而，前人的过度开采、严重的水土流失早已将这里曾经有过的富庶变为历史，在陇中黄土高原，留下的只有贫困和“无风三尺土，有雨遍地泥”的景象。
　　这片黄土覆盖的华夏文化古地，曾造就了许多人杰，既便是那些足不出山的农村老人也能够如数家珍地向你讲述黄河岸边历代王侯将相的沉浮历史。时至今日，这里的文人们依旧陶醉于黄土高原文化的凝厚和质朴。
　　在狭长的河西走廊，居住着汉、回、撒拉、藏、东乡、哈萨克、蒙等十多个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背景交汇在一起，形成了这里特有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

图片说明：在夏河，透过藏佛教的金塔，还能看到远处的汉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和关帝庙的寺顶塔顶，在这个不大的古镇里，多种宗教相安共处，多种文化齐行共存

　　在经济学家眼里，陇中文化的孤傲被认为是典型的“闭关自守”，它演绎到经济社会中，则是对东部开放的“无可奈何”，冲出黄土高原的向往和坐逸求安的心态，在与东部文化的撞击中被错乱的现实打成一个死结。社会学家对甘肃的判断视野比经济学家宽拓许多，作为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接合地带，汉文化、藏佛教和伊斯兰教就如同一幢楼内的三个单元房，虽然各自封闭却必须同行于一个楼口。在甘南，积石山和六盘山把临夏回族，甘南藏族、东乡撒拉族、河南蒙古族（甘肃与青海交界地带）与定西的汉族紧紧地簇拥在一起。藏佛教的“和抑”、伊斯兰的“兄亲”和黄土地上汉族人的“求顺”，使得这里的社会发展呈现一种平和的状态。尽管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贫瘠的土地使甘肃国家级贫困乡的农牧民年收入不到400元（1995年数据，当年全省农村人均收入为880元，至2003年，全省农村人均收入已上升到1673元。），尽管这里的人无时不在向他们崇拜的神主祈祷富庶的降临，但几百年来，除了虔诚的祈愿，真正能冲出荒原的“叛逆者”却寥无几人。
　　在城市中，也依然可以感受到甘肃人和逸求安的心态。
　　在省城兰州的街上散步，你会有一种在其它城市少有的安全感，路人的眼光大都是友好的，既便不小心踩了脚或撞在一起，也很少被吵骂。商店的人不多，柜台里售货员的表情虽然板板得无动于衷，但只要你寻价购物，他们是绝对不会“三呼不应”的。
　　在车辆拥挤的马路上，当一辆中巴停在路中央招揽乘客而使几十辆车被压着不能行进时，令人惊讶的是所有的司机竟可以默默等侯，无示抗议。

图片说明：垄上雪后的平和与清静，让贫穷也变得安逸了

　　甘肃的节奏是平缓的，既便是内心的骚动也很难令人感受到撞击。
1995年，当我踏进省政府和兰州市政府的大门，希望与大门内的官员共同探求些新思路的时候，我诧异地发现，政府的官员们在为西部的贫困而向中央请愿的同时，却已习惯于逆来顺受。经历了几十年的贫困与落后，许多人已心安理得地坐在省城办公室里饮茶、看报、聊天和开会，不再希望也不情愿再下到荒原深处去体察民情。陇上的乡长们，每天都在掐指计算着任期的日子，期盼着“干部调换”早一天到来。
这里的官员们变的沉默少语了。只有被他们拉着进了离政府大院不远处的老字号拉面馆，观赏上了20多种粗细不同的拉面面艺并将它们吃在口里，这些官员们才变得轻松和侃侃而谈。，
    甘肃在中国的发展中，一天天地滞后了。

图片说明：藏民生活的土坯房

    在甘肃省南部，甘、青、川三省交界地区，由临潭、卓尼和夏河等县组成了甘南藏族自治州。这是一个海拔由中国的第二梯度向第三梯度的过度区域，也是由山区向高原雪域的过度地区。甘肃的藏民有着超人的生存能力，甘南的重峦叠峰，高寒缺氧，并没有使藏民们为生存资源的贫瘠而绝望，拉卜楞寺的神灵一直在支撑着他们，给他们以永恒的追求和对来生福善吉祥的信心。
    临夏回族的市场意识一直为陇南人所折服，他们从牧区大量购进皮毛，办起了皮毛加工厂，办起了全省最大的木材市场和皮毛市场。今天，只要有牧场的地方就会有回民商贾的存在，只要有人口居住的地方就能看到回民办起的小餐馆和食品店。回族人对商品可交换属性的认识，已到了家喻户晓的境地。但是，他们虽然懂得交换可以带来财富，但却远远未能把握供与求的平衡关系，以至出现皮毛厂蜂拥而起，生产过剩。

图片说明：临夏回族自治州在西部是一个奇迹，是西部市场交易最活跃的一个县（今天已成为县级市）

    定西是中国最贫瘠的地区之一。荒原干漠，人畜凄凄。大旱时，送水的车到来时，可以看到牲畜追赶水车、鸟雀落在水桶上打不走的凄残景象。国家动员这里的人民向川地迁移，但至今，仍有许许多多的炎黄子民留在这里，以烙神抗争。
　　在这里，政策支持和市场经济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发展手段。无论是在省府的高层决策者还是乡村的父母官，总是张着两只大大的手，向中央要政策优惠、要资金、要项目。但很少有人会认真地反省一下什么是政策，别人凭什么要来投资。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还依赖于政策经济谋求发展的时候，在西部，在甘肃，市场经济在决策者的思维中是孤立的，是口号性的。他们经常地把国家赋予的改革开放政策视为静态的东西。沿海的改革者在使用国家政策时，基本是采取“让走两步，则进四步，犯了错退一步，仍然多走一步”的“给二进四”方式，而同样的政策，到了西部，连“给二进二”也不能做到，“官本位，乌纱帽”在西部人的心里太沉重了。中国人常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白薯”。但是，如果当官者连自己的主都做不了，又谈何为民做主呢？对此，西部的官员是无奈的，因为除了办公桌周围的这“一亩三分地”外，他们实在不能再为自己找到第二条生存途径。沿海的官员们一但做不成官，“下海”为民也可谋商利，而西部的官，不要讲不敢“下海”，既便真的下海又能去做什么呢？窄小的市场空间是很难补偿“失官”损失的。

    二、贫困与祈盼

　　西部的官员们一直在苦苦地求索摆脱贫困的出路。他们祈愿着国家能够给予更多的扶贫救济款，能够把更多的建设项目投放到西部的大山之中。他们怀恋着五、六十年代东西部“有福同享，有苦同当”的“平均主义”，呼唤着计划经济永远留在中国大陆，以使中央政府依旧凭借指令性计划迫使东部人到西部来投资建厂。他们既诅咒计划价格导致的西部资源的低廉输出，有惧怕市场机制产生的东部轻工产品的倾入。西部的县长们在为身边人的“吃喝拉撒睡”四处奔忙，以致无力考虑和弄清楚什么是自己的职责之余，更为困惑的是发达地区的县太爷们为什么能有“无为而治”的轻闲。
　　西部一次次被贫困带到求生存的死胡同中，本想找到光明，反而失去了光明，因为他们一方面对所祈望的光明不知所措，而且又一次次地使眼前本不多的光明变成了黑暗。

图片说明:村子里被废弃的戏台

图片说明:在阴坡地挖冬虫夏草的藏族妇女.那年,她们每挖出一颗虫草,跟在她们后民的回商就会马上购买,大概两元钱收一颗虫草

图片说明:每个藏民家愿子的门上都挂着写满经文的彩旗,以此驱邪避恶

　　面对贫困和落后，西部人已开始懂得思考的作用，但是，西部人思考更多的是来自于对外部信息的认识，而对自身　却缺少最基本的反省，或者是躲避反省。
　　我曾与甘肃省贫困山区的一位县长探讨过关于“反省”的问题，我问这位县长究竟缺多少脱贫和发展资金，县长倒背如流地列举了一大串的建设项目：建电站、搞食品加工厂、皮革厂、水泥厂、铝厂、建筑公司……。我问：“凭借什么来建这些厂呢？”县长回答：“我们的山里有矿石、牧区有牛羊皮毛、境内有丰富的水资源，依靠资源优势发展工业是我们‘以工兴县’的根本战略。” 我再问：“如何实施计划呢？”县长讲：“国家多给些无偿投资，银行给一些低息贷款，只要有钱，我们就能干”。我问：“如果有了钱，谁来具体操作呢？”县长回答：“可以派乡干部去当厂长，再不行还可从县里派干部下去，当然，我们这里的专门人才很少，但总不能因为没有人帮就不去干，毛主席不是讲过‘人定胜天’嘛”。我问：“你考虑过市场吗？”县长回答：“派人到外面转了转，听说铝锭价格一个劲地涨，特种水泥销路也不错，南方人爱吃高原的牛肉干，估计问题不大”。我问：“生产成本怎么样？比如怎么从山里运出去，运费有多少？产品质量有没有保证？周围地区也建同类型的厂怎么办”？厂长默然。我说：“其实资金和建设项目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有没有用好资金的能力和建设一个有市场竞争性的企业，尤其是有没有实现这些规划的专门人才”。
　　也许，人们可以理解西部人的窘迫，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对资金、对建工厂的急不可待。但是，理解和同情却永远不可能去改变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甘南州的临潭县，政府从银行借了1800万元贷款办起了年生产能力4万吨的水泥厂。厂房建好了，设备购进了，但市场却消失了。甘肃省目前水泥的总产量约200万吨，其中有100万吨是由县乡的小水泥企业生产的。落后的交通和高额运费，使这些小水泥厂生产的石灰石水泥的成本比内地高40－50元，加上应交税金和贷款利息。每吨水泥的成本高达280多元。这样的高成本不但失去了与内地水泥厂的竞争力，就连乡镇企业赖于生存和发展的廉价劳力的优势也无法产生作用。至今，临潭的这个水泥厂已累计亏损280多万元，银行挂帐计息1100多万元，欠交税金31万元。既便国家对其完全免税，免掉银行负债，这家水泥厂仍不能摆脱亏损生产的局面。水泥厂已到了必须破产或转产的绝境。

图片说明: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羊羔肉场,如此简陋和不卫生的生产环境,使送到兰州的瓶装罐肉常常在热天成为"定时炸蛋".

　　然而，这个厂是临潭几万人的希望，是这里农民搞工业的一面镜子。为了不使希望破灭，县政府的官员们只有期望“死马当做活马医”真的能有奇迹出现。
　　与临潭县相连的卓尼县有家风味食品厂，几年前，在中国饮料热中，向银行贷款180万元开始生产沙棘饮料，工厂动员小商小贩到城镇收购空啤酒瓶，在经过手洗和用开水烫过两道最简单的消毒工序后，便将饮料注入。近两年，兰州周围的县也办起了饮料厂，沙棘饮料虽然有着清凉甜爽的口感，但因远离省城，附近的农民消费水平又过低，只好停产。现在，企业终于体验到市场的“六亲不认”。在跌倒后，开始利用高原特有的牦牛肉和牛犊肉加工罐头，以微薄的盈利打开了市场。但是，有了产品销路，却没有能力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牧区的大部分牛羊肉让临近的回民以更高的价格收购去了。
　　在西部地区，处外可以发现与临潭水泥厂、卓尼风味食品厂同病相连的企业。国家的资金投进去了，却如同只打了一个水漂，银行的贷款在政府的敦促下放出了，却永运地成为一笔笔呆帐。
　　今天，在国家竭力扶持西部发展的同时，西部如果不能尽快改变现有的落后投资体制，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必将会伴随国家投资的无效增加而继续拉大。西部人已到了必须自我反省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