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暨城市房地产调控政策预测综述》政策验证（一）

作者 王杰律师 甘肃太平洋律师事务所

政策验证内容：
1、2006年4月25日国家出台煤炭、水泥、铝、铁合金、焦炭等五大行业加快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此举被认为是新一轮宏观调控的开始。（登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可查询五大文件）

2、2006年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6年4月28日起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5.58%提高到5.85%。其他各档次贷款利率也相应调整。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保持不变。本次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宏观调控成果，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进一步发挥经济手段在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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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表述：
第五章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政策综述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国家首先应积极转变宏观经济调控方式，在积极进行财税及金融体制改革的前提下，采取有利于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既实现宏观经济运行稳定，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具体的讲，在后续经济宏观调控过程中，国家应充分运用具有相互对冲效应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一、改善国内金融市场生态环境，积极进行国内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在适当的时机（2006年一季度末），在对国内贷款利率适度提高的同时，放大人民币汇价浮动空间，进行适当的升值操作，提高人民币的国内货币市场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使货币政策在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也有利于减少国际贸易摩擦，保持国际经贸关系正常化。
二、在国内大中城市经济圈地带，实施具有对冲效应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保持该经济圈内的经济增长趋于稳定缓和。在经济出现通缩时，为了避免利率与汇率变动对于城市经济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对于符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产业投资国家通过税收折抵、补贴、固定资产投资提前折旧等不同政策予以鼓励，而对于不符合经济增长方式的产业（诸如房地产，高耗能、高污染、低技术含量产业）国家则通过提高货币资本使用成本及提高税收等相反的调节政策予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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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暨城市房地产调控政策预测综述

观点提炼：
在成本通胀型经济趋向通缩的过程中，既要避免政策变化引起新一轮经济增长反弹，又要防止因内需不足而引致通缩，同时还要改变经济粗放型发展的模式，后续经济调控政策只能是积极政策中含有消极，消极政策中含有积极。
在“十一五”期间，国家需要在国内三大经济圈内——大中城市经济圈、小城市城镇经济圈、农村经济圈——实施具有“对冲效应”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发展小城市城镇与农村经济是未来中国经济均衡发展的必然选择。2006年一季度以后，优先发展国内小城市城镇经济是增强国内需求，化解城市经济产能过剩，实现国内经济均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出发点。
 
第一章 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暨对两种观点批判
第三季度国内经济的增长仍在9.4%，经济运行态势处于高位，显性通缩拐点尚需要一定时间，通缩迹象已明显存在，内需不足的征兆已毋庸置疑。
在现存经济形势下，是继续维持现有的宏观经济调控经济政策，还是马上实施刺激经济的新经济调控政策呢？有学者认为应当继续维持现有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因为当前经济运行仍处于高位运行区间，一旦放松现有政策或者进行反经济衰退的经济政策将激发经济反弹增长；另有人则认为，当前的种种经济迹象表明，经济正走向通缩，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引发过剩经济危机，应及早实施反经济衰退的扩张经济政策，刺激内需，避免经济危机发生。
以上两种观点都是不合时宜的。前一种观点，忽视了经济增长下隐藏的产能过剩危机，继续维持现有的紧缩经济政策，当经济增长出现下滑时，受政策时滞时效影响，反经济衰退的后续经济政策效力将迟滞于经济衰退速度，容易导致反经济衰退政策无效或效力不足，加重经济的衰退速度。后一种观点，过于强调通缩危局，忽视了当前导致经济高速增长的诸多因素（高成本通胀，外需拉动，固定资产高投资等），如果现在就进行扩张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内需，其后果必然是投资反弹，加深产能过剩经济危机的危险程度，导致经济失去调控的弹性空间。
第二章 虚拟市场经济调控：引导与调控
正如笔者在2005年初《市场经济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系列中论述的那样：市场经济的市场需求是虚拟的，对于市场虚拟的需求政府需要运用“引导与调控”相结合的经济调控方式。在经济过热的高增长时期，为了抑制经济过热，政府应运用信息披露使市场信息对称，引导市场供求双方自动平衡共需关系，然后再辅以经济、法律和行政经济调控手段进行宏观调控，通过软约束与硬约束的方式影响并实现经济发展综合平衡。
同样的，当经济由增长转向衰退时，也应当采取“引导与调控”的经济调控方式。经济由增长向衰退的转变需要一个较长的经济运行惯性过程，在这一惯性过程中，直接过早或过迟地实施经济刺激措施都会产生相应的经济危害后果：过迟的经济扩张政策导致经济政策刺激效果不明显，会加重经济衰退的深度；过早的经济扩张政策则导致供大于求的经济局面进一步加重，加重危机发生的严重程度。因此，在经济由增长向衰退的转变过程中，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应当是舆论信息引导先行，当经济衰退拐点（GDP增长为9%时）出现后，再辅以积极的经济扩张政策，使经济运行在衰退中出现新的增长活力，从而避免经济陷入长期衰退，保障经济在衰退过程中恢复增长的动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先行的政府宏观舆论引导，一方面有助于继续消除当前经济过热过程中的不健康信息虚拟因素，另一方面，对于当前衰退经济问题进行适当政策导向信息提示，发布一虚拟刺激经济的经济信息，运用政策舆论引导未来的市场投资方向，使市场资源的配置自动符合未来市场调控的预期，从而更好地为后续扩张经济政策的实施起到积极的铺垫作用，保障后续反经济衰退经济措施切实有效。
在政策舆论引导期间，国家应根据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变化适时制定后续经济、法律、行政经济调控措施，一旦经济呈现衰退，国家即可在虚拟市场预期的引导下实施扩张经济措施，保障经济调控政策及时起到反经济衰退功效。
第三章 具有相互对冲效应的经济宏观调控政策
2004年中期以来，在紧缩经济政策之下，国内经济隐性出现了正在加速的产能过剩经济危机，宏观经济态势呈现两难境界：一方面，长期的经济增长导致产能过剩，消费需求加速疲软，而另一方面，产能过剩导致社会资金周转速度降低，经济效益显性下滑，经济运行对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增长的依赖性日渐增强。紧缩的经济政策面临巨大考验：紧缩政策持续将导致经济陷入不可救药的颓势，而扩张的政策则使产能过剩的格局加剧。
在成本型通胀经济趋向通缩的过程中，既要避免因当前政策变化可能引起新一轮经济反弹，又要防止经济因内需不足而引起经济通缩，同时还要改变经济粗放型发展模式，后续经济调控政策只能是积极政策中含有消极，消极政策中含有积极：
1、解决内需不足问题用积极的财政政策；
2、解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用消极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对冲的经济政策；
3、解决经济过热惯性问题用消极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可以说，2006年，具有相互对冲效应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未来宏观经济调控措施的核心。
第四章 内需调整政策综述
本轮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城市经济持续增长基础上的，产能过剩也是城市经济的过剩，而城市经济的过剩则是由于农村经济不能有效构成城市经济补充需求造成的，因此，内需的刺激应当建立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这一点国内的经济学界与政府决策者已达成共识。但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上，笔者不能苟同直接刺激农村经济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想，因为，当前农村生产力低下，在分散的原始农业生产模式下，无论是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对农村进行减税补贴，或直接对农村进行投资都是不能够提高农民收入的。过早地直接进行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不但不能够提升农村生产力，相反地，只会造成财力浪费，酿成新的经济问题，因此，超农村生产力形态的“新农村经济建设”并不能解决当前国内经济面临的衰退问题。
城市经济的产能过剩其主要表现在国内大城市与中等城市的产能过剩。在近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内经济的工业化发展集中在国内大中城市，相反地，国内小城市、城镇由于交通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无论对外开放或对内招商引资都始终处于劣势，经济增长乏力。
国内小城市、城镇作为辐射农村经济并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经济地带，由于长期以来未得到国家经济政策的惠泽，其发展滞后导致农村经济缺乏依托，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只能涌入国内大中城市，造成国内大中城市人口极度膨胀，劳动力价格趋低，经济环境与城市生态环境日渐恶化。国内大中城市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在极大程度上降解了大中城市消费力，造成城市经济出现产能过剩。而农村劳动力进入大中城市后得不到政策与法律的有效保障，劳动收入微薄到仅够糊口养家，谈不到促动城市消费。
在内需疲软的经济形势下，发展农村经济，首先要提升国内小城市、城镇的经济活力。提升国内小城市、城镇的经济活力，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才能够有潜在的基础。国家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加强国内小城市城镇城市交通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一、有利于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向国内小城市城镇流入，加快小城市城镇的建设，从而辐射并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二、国内小城市小城镇城市交通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可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消费数量与质量。三、国内小城市城镇城市交通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既有利于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也有利于减轻国内大中城市人口就业压力，提高大中城市劳动力价格，增加城市就业者收入，增强城市消费动性。
随着国内小城市城镇经济活力的增强，随着国内小城市城镇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消化，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政策的支持下，国家逐步通过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支农服务，对于农村土地进行集约化经营，改变原始的农业作业方式，实现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使国内农村经济逐步走向集约化、工业化，从而实现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均衡化发展。
国内小城市城镇的繁荣不仅在三至五年内内可以消化国内产能过剩、解决国内内需不足问题，而且，国内小城市城镇的繁荣以及农业经济的集约化发展，不仅有助于缓解国内大中城市就业人口的压力，提升国内大中城市的国际经济竞争力，同时也有利于消除国内经济不均衡发展而产生的城乡经济差异化现象。
2006年，国内小城市城镇经济圈建设将成为国内经济稳定发展的新增长点。小城市城镇经济圈的建设将成为提升国内需求，化解产能过剩经济危机的必经途径。 偏离了这一经济发展的调整途径，国内经济将失去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循环助长的能量，经济增长将突然失速，陷入颓荡状态，中国经济将走向崩溃。
解决内需经济问题，除了实施新一轮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外，同时还需要深化教育、医疗、工会体制改革和完善社会公共保障体系。
第五章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政策综述
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1996－2000）计划时，国家已明确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的经济大纲。2002年的中共十六次代表大会，执政党又发出了“走出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的号召。然而，在经济的高速发展过程中，是什么原因导致国内经济始终处于粗放型发展模式呢？
有经济学家将经济增长方式长期难以转变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政府主导投资的体制问题——政府职能转变迟缓，政府职能存在越位、缺位等等，认为只有在完全的市场化经济条件下，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才能有效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笔者认为，这些经济学家的主张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在现阶段经济形势下则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十分有害的。因为，一、利用市场化资源配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有条件的，即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是有效的；二、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化资源配置对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不是完全有效的，仍需要国家宏观与微观产业经济政策的干预调整；三、现在，国内经济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初始化阶段，国内经济形态处于转型期，既不具备完全市场经济资源自由配置的条件，也很难实现一步到位的市场化改革，因此，国家放弃对于经济的刚性干预而任由资源市场化配置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观念是极其错误的：在经济紧缩之后如果国家任由市场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将进一步粗放，而不是相反。
考察国内经济增长方式，不难发现，导致国内经济长期处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原因并不仅限于体制问题，更大的原因产生于国内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过程中，国家扩张经济与抑制经济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长期囿于传统手段：经济扩张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处于积极扩张状态，抑制经济过热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同处于消极紧缩状态，国家较少使用不同属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国家经济总是处于大起大落的周期性运行过程中。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向性使用，在经济增长时期，往往导致市场货币价格长期处于低廉状态，货币的易得性与产品市场获利的简捷性导致社会投资集中于低风险行业，对于投入高、风险大的行业社会投资极少进行扩张或进入。近十年来，国内低水平重复建设不断，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发展模式始终难以发生转变，最终形成现有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潜在地划下了增长的极限。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国家首先应积极转变宏观经济调控方式，在积极进行财税及金融体制改革的前提下，采取有利于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既实现宏观经济运行稳定，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具体的讲，在后续经济宏观调控过程中，国家应充分运用具有相互对冲效应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一、改善国内金融市场生态环境，积极进行国内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在适当的时机（2006年一季度末），在对国内贷款利率适度提高的同时，放大人民币汇价浮动空间，进行适当的升值操作，提高人民币的国内货币市场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使货币政策在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也有利于减少国际贸易摩擦，保持国际经贸关系正常化。
二、在国内大中城市经济圈地带，实施具有对冲效应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保持该经济圈内的经济增长趋于稳定缓和。在经济出现通缩时，为了避免利率与汇率变动对于城市经济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对于符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产业投资国家通过税收折抵、补贴、固定资产投资提前折旧等不同政策予以鼓励，而对于不符合经济增长方式的产业（诸如房地产，高耗能、高污染、低技术含量产业）国家则通过提高货币资本使用成本及提高税收等相反的调节政策予以限制。
三、在国内小城市城镇经济圈地带，国家应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小城市城镇城市交通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繁荣该经济圈辐射地带经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化，带动农村经济产业升级。
四、在农村经济圈地带，在国家支农积极财政政策的引导下，国家应通过税收折抵、补贴、固定资产投资提前折旧等各种政策鼓励国内民间资本或国际资本投资农业经济建设，推动农业生产集约化转变，实现农业产品工业化组织经营。
五、国家制定严格的企业并购的优惠财税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鼓励国内企业进行购并，壮大企业资本规模，提高企业在新技术、新管理领域的研发、应用能力，避免重复建设行为，优化国内投资与产业结构。

第六章 城市房地产调控政策综述
迄今为止，国内城市房地产投资与楼市价格的增长并未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遏制下发生价大幅度的回落，房地产市场逆政策而行，房地产联盟对市场价格的合谋垄断没有丝毫松动迹象，寄希望于楼市回暖的房地产开发商们在遥首期盼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市场预期在购房者与售房者之间显得云雾蒙蒙。
在经济高位运行态势下，无论现在或者将来，国家如果对于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价值取向发生逆向变化，在反经济衰退方面实施了有利于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的积极措施，那么，在2006年，房地产投资与楼市价格的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弹升。如此，未来国内经济将在短期内走向崩溃：1、城市房地产市场复活将再次成为拉动国内大中城市投资增长的先锋，投资反弹将进一步助动国内经济过热增长，形成更大规模的产能过剩经济格局；2、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复活将引发新一轮的经济粗放型增长，导致国内能源建设陷入黑洞，国内产业链条崩裂；3、新一轮大中城市房地产投资增长将彻底 “挤兑”国家在小城市城镇以及农村改善内需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4、在成本型通胀经济基础上，房地产市场的复兴将形成恶性通胀经济，而恶性通货膨胀的到来将摧垮一切稳定市场供求秩序的经济基础，导致国内金融体系崩塌，金融危机扫荡全国，波及世界。
有人强调，国内大中城市房地产业的上游与下游存在着庞大的产业链条，大中城市房地产业的繁荣与衰退关联着诸多产业的繁荣与兴衰，其实，这些都是现行经济形势下的表面现象。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过热，仅局限于国内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在广大的小城市、城镇以及农村，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导致经济增长落后，房地产市场处于冷势发展状态，与大中城市房地产过热形成明显对比状态。如果国家在反经济衰退的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遏制大中城市房地产过热，转移房地产关联产业产品流向领域，发展小城市城镇以及农村的房地产市场，那么，那种认为遏制大中城市房地产过热将导致国内与房地产有关联的产业发生衰退的辩解将不攻自破。
在2006年，为了改善国内经济结构，实现国内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刺激国内需求，国家应进一步对国内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实施紧缩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严防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反弹。具体地来讲，国家在现有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基础上，1、进一步通过强化税收调节政策遏制房地产长期投资与短期投机性行为，改善房地产市场供求结构，抑制虚高房价，挤出房地产价格泡沫，使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逐步趋于理性、平稳，避免高房价对其他消费领域需求产生的“挤出”效应，增强大中城市其它消费领域的需求能量；2、继续适度紧缩大中城市房地产信贷融资规模，降低房地产开发规模，避免经济趋冷时期大中城市房地产开发产能过剩；3、在以上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基础上，取消现存期房预售法律制度，通过立法（可在2006年“两会”后修改法律），实行现房销售法律制度，改善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模式。
国家通过财税制度改革与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法律制度的完善，建立稳健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模式，对于国内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一、有利于规范房地产开发经营市场秩序，稳定市场供求关系，防止房地产市场虚拟化异常波动，推动房地产业朝着良性健康方向发展。二、实行现房销售法律制度，有利于整合房地产开发资源，优胜劣汰，壮大房地产开发资本规模，提高房地产开发产品品质，保护投资者的购房权利与长期使用权利。三、完善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模式可以防止高房价高利润引致社会资金流向过度集中，改善国内产业投资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化解国内金融风险，改善国内金融环境。
值得指出的是：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国内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景气指数走低，开发企业面临资金断链的危险 ，有人认为，继续实施金融紧缩政策将为房地产市场带来资金断链风险，而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反过来将引发金融风险。但实际上这种风险是不存在的：一、导致房地产开发资金紧张的原因不在金融紧缩政策，而在于房地产联盟的价格合谋垄断行为，为了攫取超额利润，价格合谋垄断滞延了房地产市场资金周转。二、目前房地产市场价格虚高，利润空间巨大，继续实施紧缩政策，有利于挤出价格泡沫，化解房价虚高而潜在的金融风险，稳定国内金融秩序 。
第七章 价格体制转变的渐进性
在笔者《国内热点经济问题奥卡姆剃刀分析》<独占垄断经营与不完全市场竞争的经济破坏>一章中指出：“1998年以来，由于对于经济增长的刺激过分注重于经济政策，使得经济体制改革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有悖于市场经济建设的新生产关系——独占的官商经济体系。在改革过程中，由于对土地能源医疗教育等方面市场化改革的滞后或缺乏充分认知，改革产生了特殊的经济利益团体，国内市场机制受到了严重的扭曲：在土地、能源、医疗、教育等方面体制改革力度不够充分，造成土地由政府独占经营，能源、通讯、铁路、为国有企业所独占经营，并在独占经营的基础上形成了非竞争性垄断经营。由于国内市场竞争未能实现自由化，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市场资源配置缺乏公平环境，导致市场价格扭曲，造成国内市场价格调整机制失灵。”
尽管独占的官商经济体系对于本轮经济增长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是，在现有价格机制失灵经济形势下，后续价格体制改革一定要保持适当的缓冲期(通讯、医疗、教育除外)，因为，过快的价格体制改革非但不能够起到改善市场自发调节机能的作用，相反地，在经济增长惯性的驱动下，能源资源等领域过快的市场化价格改革，将导致新一轮的成本型经济通胀，使经济陷入“滞胀”陷阱。
在市场调整机制失灵的经济环境下，运用修正价格体制的方式是无法调整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家干预经济正是立足于此。因此，价格体制的改革，应当置于后续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有效调控的基础上。只有在后续宏观经济调控经济政策有序地改善市场供求关系与产业结构的基础上，价格体制的改革才能够有效地同步进行，国内市场经济价格体制才能够顺利地建立起来，自发发挥调整市场的效用。
第八章 激进的改革与长治久安
长期以来，国内经济改革方式采取了渐进模式。尽管这种稳定的改革方式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渐进改革的方式，为国内经济的市场化改革设下了不可跨越的障碍：1、缓慢的国企改制造就了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新型官商经济体系；2、政企不分的官商经济体系已逐步蔓延至市场的各个领域，资本市场、土地市场等市场领域的腐败行为层出不穷；3、独占的垄断经营体系导致市场缺乏竞争环境，经济秩紊乱，经济长期陷于不稳定发展状态； 4、由于改革的迟滞或不彻底性，资源垄断与窃取已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
完全的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竞争的市场经济需要市场经营活动主体的平等性，打破现有的官商经济体系是彻底实现国内经济市场化的前提。渐进的改革是形成官商经济体系的基础，继续推行渐进的改革只能使得既得利益集团攫取更大经济利益，彻底扭曲国内经济运行机制，摧垮二十多年改革造就的经济基础。
渐进的改革无法消除官商经济体系，改革只能提速，通过激进的休克式国企改革措施，彻底实现政企分离，割断权力与资本的结合链条，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通过投资融资等体制的激进改革，充分发挥企业和市场的作用，优化国内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后续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引导下，加速的国内体制改革将成为国内市场经济建设的核心任务。“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改革，将驶入激进的“一站式”改革的里程，“一站式”改革将加速国内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激进的“一站式”改革，不仅是中国经济渐进式改革累进演化的历史结果，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必然选择，对于执政党而言，激进的“一站式”改革，是执政党对经济改革化险为夷，维持中国政治长治久安的唯一途径。
第九章 中央集权与经济调控
纵观古今维新改革，改革的成败无不源于权威权力的推动，凡改革权力权威不足的改革与维新，均为反对势力所扼杀，或者因改革政策贯彻失败而为新政治势力所取代。
在80年代中后期东欧各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由于改革政治权力权威遭到损害且缺乏稳定的政治框架，在市场化改革遭遇经济困境时，改革被迫中断，东欧各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动荡并引发了政治颠覆事件。
就国内经济改革进程而言，本轮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经济危机问题将有可能导致国内市场化改革面临以上问题。2003年以来，尽管中央政府积极实施宏观经济调控，努力改善国内经济局部过热环境，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受区域经济利益（包括腐败利益）的驱动，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遭遇到了强力“狙击”，导致经济由局部过热演化为全面过热，并造成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格局。考究原因，中央政府的权威已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经济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背反）正在迅速蔓延，如果不及时遏制地方政府博弈权能的扩张，任由地方政府权能进一步扭曲，后续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改革政策将无法得到有效贯彻执行，国内经济将进一步走向恶化，其后果将不言自明。
因此，2006年，在后续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应当及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通过上位政治权力的强化集权与下位政治权力民主化，以反腐败为通道，扫除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政策的隐性“曲线抵抗”，强化中央政府权威，保障政令通畅，使中央政府制定的各项宏观经济调控政与经济改革政策得到“无折扣”的有效贯彻执行。
第十章 有限政府论的危害
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国内诸多经济理论学者在缺乏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支持的条件下，将目前的一切经济问题形成的原因“笼统”归咎于政府体制问题，积极谏言国内执政当局进行政府转型，这将是十分危险的。缺乏“政治体制转型”支持的政府转型将陷入 “政治虚无主义”，从而产生新体制弊端，因为，各级政府在由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有限型政府的过程中，政府权力范畴的变更将对经济体制改革及未来的经济秩序为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一、政府权力过量紧缩将使得经济体制改革缺乏新的链接方式，政府权力在向公共服务领域转移集中的过程中，如缺乏“新政治体制”约制功能，将产生新态势的政府权力异化腐败现象，使得政府转型与国企改制一样难以达到设定的目标与功效，新经济体制将无法获得新生。
二、当前国内经济的市场化尚处于初级阶段，市场机制欠规范，市场功能不完善，如果政府超“经济形态”进行政府转型，势必导致政府对市场 “引导与调控”的刚性约制能力降低或缺失，引致当前资本与资源，资本与政府，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已积存的博弈矛盾将有可能进一步的激化，促使国内经济彻底趋向失衡，从而加重现存产能过剩经济危机的态势。 200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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